到2070年，中国还需要美术馆和大学吗？

 在上周的AIVA艺术半日谈中，一场来自美术馆、海外大学和艺术教育机构三个领域的艺术对谈：课堂之外的艺术教育为现场观众带来了重新审视当代艺术及教育的视角。

三位对谈嘉宾从自身角度出发，互相碰撞观点，共同探讨：当代的美术馆与大学所扮演的角色，以及50年后，美术馆或大学是否还会存在等问题的设想。

今天我们将和大家分享对谈的全部文字整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启发

 对 谈 嘉 宾 

（以下为对谈现场文字整理）

对谈现场

王姝曼：大家好，我是OCAT的姝曼，很高兴今天在AIVA和大家分享我们这次展览，以及分享我对于艺术机构在公共教育方面的看法和感想。

冷健：大家好，我是AIVA执行院长冷健，今天也是在AIVA的主场，欢迎参加这场活动的所有嘉宾和观众。

姜节泓：大家好，我是姜节泓，特别感谢AIVA对于这次活动的支持，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交流。特别感谢海达女士的光临，以及挪威领事馆对我们的支持，另外还有本次“何人说梦：来自挪威的当代艺术”展览的拥有者OCAT。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艺术教育和文化宣传在当下时代里的变迁。

我是刚回上海，回来之前，我们大学开了一个会，设想今后5-10年的发展计划，每个学院需要一位代表发言，我代表美术学院。我在Slideshow的第一页就提了一个问题'Do we need a university today?'，我其实满怀疑的。

姜节泓

我儿子今年五岁，小学第二年，他的书包永远是空的，他所有东西都是在网上学的。很多大学老师课前在网上搜集教学资料，第二天上课时候贩卖给他的学生，那学生不会自己去看吗，还需要老师吗？换句话讲，在今天，大学的角色究竟是什么？跟30年前有多少不同？

同样，30年前中国的美术馆是什么样？今天又是什么样？当我们所有的作品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我们要美术馆干什么？讲到冷院长，我们为什么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做这样一个学校？我们为什么要做中国和英国教育的桥梁？你的角色又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些问题可以做一些探讨，我是抛砖引玉，接下来请两位老师谈谈。

王姝曼：我先接下姜老师刚提出的问题，我们究竟需不需要一个实体的美术馆或博物馆。

王姝曼

现在科技发展非常之快，很多美术馆博物馆愿意在网上分享他们的版权。前几年一个荷兰的博物馆，把所有收藏的作品版权都公开在网上。这个时候观众就会说，我跑这么远去看这些作品还有没有意义呢？

我们从这次展览中举个例子，有件作品是来自声音艺术家雅娜，她的作品是一个音频，你当然可以在家里听，但这跟在美术馆里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为她做了一个完全昏暗的大空间，中间打了一个非常微弱的灯光。然后大家可以听到四个音响传来的立体的海洋声音，带来很强的抽离感。

你只有真正地来到了美术馆，走进了艺术作品，走进了艺术家心里，你才能接受到他的语言表达。对于是否我们还需要美术馆，我个人会说是，肯定是需要的，这样才能身临其境的去感受艺术家在说什么。

那我也想问问冷院长，对于这个姜老师刚才提出的问题。

冷健：AIVA成立到今天已经差不多15年的历程，在国内来讲，是一个体制外的私立学校。

过程中，有不少商业机构来问我们，你们在艺术教育方面做得很好了，有没有考虑往互联网+这个方向走？往在线教育的方向走？把课程share到网络平台，推广你们的教育模式和理念？

冷健

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索，我并没有抗拒这种提议。但是我也在想，很多时候在网上只是获取信息，如果学生要获得多元素养，很难仅仅通过视频课程来达成的。

很多同学经过学习后会有这样的感受，在线下学校可以接触到非常多元的资源，而且是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指导，从而更了解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海外学习模式，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够在之后的学习当中更加游刃有余。

姜节泓：我接着冷院长说的，她虽然是在谈教育，但其中一个重要的过程是文化交流、文化转译的过程。西方的教学和中国的教学，西方的艺术和中国的艺术不一样。

我们家最近在做装修，我找了一个室内植物的店，里面列的非常清楚，哪些植物是非洲来的，哪些是澳大利亚来的，哪些需要阳光，哪些不能有阳光。我很好奇非洲的植物在英国能长活吗？那店里就说，我们是做过调研的，这些植物搬过来后用英国的土壤是可以存活的。

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在做的艺术教育或展览。

我选择的展览作品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以及，它们在讨论的问题都是我们中国观众可以一起讨论的。

西方和中国的东西做交流时，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建立一个共同的平台，一个有效的土壤机制，一个跨文化交流机制。

接着我想问OCAT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你们团队非常年轻，这是优势，但是团队变化很大，做上一个展览和做下一个展览是完全不一样的人。那你们是如何保持这个运作方式？或者说是用什么样的机制来做积累的？包括策展和公教的经验。

王姝曼：很多中国艺术机构目前都存在人员流动相对较大这个问题。

人做一件事情，肯定要有所回报，回报可以分为物质和精神的。物质的很简单，可能是待遇或其他。精神上的，当你的艺术想法和机构相符合的时候，你就会愿意把时间投入在工作上。

OCAT上海馆比较专注于媒体艺术和建筑设计两块。我们的展览或公教活动都是比较偏学术性和理论性强一些的。

对谈现场

有一件事情，我们一直在坚持做，甚至很重复。我们会把每一场讲座甚至对谈做一个全部的文字记录。几年过去了，这个文字的内容是非常多的，这个工作也是非常枯燥的。

很多人都是抱着想要去记录艺术的想法进入机构，但真正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处理的事情其实是很繁琐，非常单一的，这个时候你觉得它还跟你的理想匹配吗？个人和机构是否还在同一频道？包括我们的观众是不是也能跟我们同一频道？这个其实是我们一直在考量的事情。

姜节泓：那我顺着这个话，问冷院长一个问题，我们眼看AIVA一下子变成十五岁了，当初我们一起建立这个学校还历历在目，时间过得很快。这么多年里，AIVA一直不断和美术馆做一些合作，为什么要这么做？

冷健：今天对谈之前，我也让同事把我们这么多年跟美术馆合作的记录拿出来看了一下。差不多最近四五年间，我们跟上海超过15个艺术机构和美术馆合作了大概有近70场次的公教活动。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是有理想的，我们在做的事情不仅要让我们自己的学生能够有所得，也希望跟公众有交流，让公众对艺术，对设计有更正确的理解，甚至通过我们的活动，让大家发现艺术离我们没有那么遥远。

除了讲座、研讨会、对谈，我们更多的是会有一些工坊，动手做，参与的艺术活动，很多时候都是免费的活动。但是我觉得对于艺术教育机构来说，如果连这样的责任心，社会责任感都没有的话，可能跟我们自己的初衷也就背道而驰了，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们非常注重美术馆看展的教学安排。因为在AIVA的这一年，学生们不仅是发展自己的创作项目，在学校学到更多东西，还需要走出去，去看当下的艺术设计产业里，有哪些可以被吸收的点。

所有美术馆真的是花了很大的精力、物力、人力、财力在展览上，像姜老师这样的策展人，他花了三年的研究时间来向大众呈现这样一个展览，我相信只要去看，你应该就会有所收获。

更何况我觉得现在的美术馆做得也比较好，比如我们作为教育机构去美术馆可以预约导览，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展的感念，艺术家创作的过程，这个对它们而言是非常好的学习过程。

姜节泓：我们看到今天大学的角色、美术院校的角色、美术馆的角色，不用说30年前，10、20年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OCAT的空间如果是三十年前做美术馆的话，不可想象，连窗都没。但OCAT是做新媒体的话，这个空间就太适合不过了，感觉是定做的。所以说艺术的变化和空间的变化，都是相应的。

这个让我想起一个问题来，如果说2070年，50年之后，中国的美术馆是怎样的，中国的大学是怎样的？

王姝曼：这个太难回答了，说一些我的个人浅见。

刚才我们提到了互联网对现代大学和现代美术馆的冲击，就像刚才冷院长说的，她并不否定这个事情带来的影响，甚至也愿意尝试发展的结果，其实我觉得美术馆也是这样的。

20年前你不能想象可以用VR眼镜在家里看一个虚拟展览，再过几十年，我们也不知道科技能不能发展到当你在家，就可以完全真实地进入到一个空间，完全真实地面对面见到一个作品。

王姝曼

我个人认为，科技是一定会改变无论是艺术品还是教育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能消极地觉得科技的出现就会把这些传统的方式取代了，一定会有把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往好的方向发展。大家都在担心有一天所谓的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人类，人类会不会没有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性，这个其实也是当代艺术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大家分为两种看法，有的人觉得人工智能的出现就是人类的末日，也有人觉得人工智能是人类科技前进非常大的一步，能够解决疾病，解决很多我们现在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个人是持一个很正面的想法。

姜节泓：50年之后，我们还有大学吗？

冷健：我觉得学校这个载体一定会有的，就跟家庭这个载体还是会存在一样的。

其实大家到学校不仅仅是为了学什么，学校更多时候是在对一个人重塑。作为教育者，很多时候希望是对人有所培养，对综合素质提供好的培养模式。50年后，学校用到的教育手段很有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有更多元的形式出现，但是这个载体我觉得一定还会存在。

姜节泓：我觉得50年之后，会有很多期待。在国际化的交流当中会发现，我们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们当然希望中国的美术馆有自己伟大的收藏，我指的收藏是指重要的艺术收藏，比如你到大都会，别人可以拿出一张倪瓒的画，我们这里哪个美术馆可以拿出一张伦勃朗的画？搞了半天我们也是倪瓒的画。我们可能现在精力和财力也仅仅是本土的，而不是国际的东西。但凡西方任何一个美术馆，都可以拿出一个很重量级的中国艺术作品，我们就没有法国艺术作品，挪威艺术作品，这样我们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可以跟很多机构做一些平等的交流。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更多排名前百的大学。我们有很多追求，很多雄心，但我们常常要知道的是，当我们在追求进步的时候，别人也在进步，别人没有站着等你，我们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是在增长的过程中要有更好的交流，交流会帮助我们自己，交流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